首席数据官制度在粤谨慎推行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锐 一向“先行先试”的深圳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落地“首席数据官制度”的实施方案。过去两个月，广州、珠海、茂名、河源已经相继做了这件事。

这项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提出全国首创、今年5月14日印发的《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要求，选取广州、深圳等10个地级以上市，以及省公安厅、地方金融监管局等6个部门，试点建立首席数据官制度，创新数据共享开放和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数据治理和数据运营能力，助力广东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8月5日，一名参与地方政府数字经济研究工作的学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全省在首席数据官制度方面的推进都是比较谨慎的，即使深圳已经在国内首推了数据条例，但相关法律条例配套还有待完善，各部门数据汇总后的质量把控、责任归属、共享边界等多个问题也没有达成足够共识。

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下简称“深圳政数局”）今年7月公布，《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内容涵盖个人信息数据、公共数据、数据市场、数据安全等方面，着重强化个人信息数据保护，对APP“不全面授权就不让用”、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说不，并给予重罚。

一位已收到市级政府印发的《试点区（县级市）政府和试点单位首席数据官专题任务分工表》的政府人士向经济观察报记者提供的文件显示，该市工作任务共分12项，包括要求实现全省政务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资源“一本帐”管理、以数据交换不低于每天1次的频率报送各类监管数据等，已明确的归责部门包括市公安局、税务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9个。

首席数据官是什么？

“它（首席数据官，又简称‘CDO’）最早源自企业，大概诞生在1991年，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者，主要职责帮助完成企业的数据管理和运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李恩汉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过去30年的发展，让CDO的功能已经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延伸到政府政务数据管理领域。

7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广州市推行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实施方案》要求，今年8月底前，推动33个试点单位设立首席数据官，选取包括越秀、南沙等6个区，以及广州供电局、广州地铁集团等企事业单位。“没有那么快的，我们负责（推进）的是信息技术的部门，前几天才开完会，但具体计划和时间表都没有定，市里也没有明确要求，还要研究分析。”8月4日，广州一家国企试点单位负责对外宣传工作的人士向记者表示。广州市南沙区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人士亦向记者表示，目前政策刚出台，还没有适宜公布的内容。

8月5日，记者在国内人才招聘平台猎聘网上看到，一家国际知名招聘顾问公司发布的一个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医疗领域首席数据官岗位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在医疗大数据或相关领域8年以上研发、交付经验，具备3年以上团队管理经验，精通对象存储、MPP数据库等大数据相关技术，薪酬待遇为125-250k/15薪。

广州一家服务全国机场母婴空间改造的民营企业对外发布的信息首席官/数据总经理岗位要求，8年以上数据相关工作经验，计算机科学、自动化和软件等相关专业优先，擅长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业务规律，并进行总结、汇报，做趋势分析，薪酬待遇为15-20k。

今年4月，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发布《2021中国首席数据官白皮书》，对中国企业的首席数据官角色现状进行调研、分析。该中心简介称，发起机构为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数字化转型研究团队等。《2021中国首席数据官白皮书》称，目前企业数据管理主要是由IT部门或者IT部门下数据管理团队推动，CDO关键工作是“数据推动业务持续增长”。

调研数据显示，金融行业有72%企业已经将数据应用赋能业务，在数据分析与应用程度方面处于领导者行业；医疗行业有62%的机构实现数据赋能业务，排在第二位；零售行业排在第三位。从数据管理对风险控制、降低成本、赋能业务营收三大方面评估看，风险控制成效排在第一位，赋能业务营收位排在第二位，降低成本排在第三位。

报告亦称，目前企业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的重视程度高，但部署应用情况处于较低水平。在数据管理遇到的主要问题中，多渠道数据来源的统一管控是数据管理的技术难点。

一家诞生、成长于互联网的小家电企业首席营销官（CMO）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早期从用户留在网络平台上的咨询、投诉可以收集数据、改善产品，但在享受了各大互联网平台巨大的流量红利后，诞生出的新问题就是“迷失”在海量的数据里。

“每个平台都可以给你几个亿的用户数据，数量太大了，但我们真实的用户在哪、如何抓住，精准获取流量是困难的，而且这个数据库还在膨胀。”上述小家电企业首席营销官说，我们现在不断扩充的新媒体部门、数据部门就是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CDO的顾虑：责任与安全

李恩汉认为，政府的首席数据官与企业是有区别的。

“目前我们看到政府关于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文件，实际上应该是解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数据打通，并且加以利用的这个问题。”李恩汉说，政府始终是一个责任主体，与企业的首席数据官相比，市场考虑数据利用的利益、效率，而政府还要首先考虑责任，在开放环节最主要的应该是安全问题，但前提也是要解决“数据孤岛”的问题。

“目前各地政府不同程度出现的问题是，职能部门间数据难以实现共享”李恩汉称，如果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数据都存在“孤岛”状况，更难谈数据开放给社会去利用。

广东一家传统制造中小企业负责人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们这样规模的企业，获取、处理数据的能力是相对弱势的，希望政府开放共享的数据能提供更权威的参考标准。

回到数据开放利用的安全问题上，李恩汉举例称：“比如政府把关于我们个人信用的数据开放给银行，来做一些信贷的工作，数据的利用会受到严格的监管。”“但如果政府开放数据给A企业，但A企业把数据开放给B企业，并且与它签定保密协议，假如B企业违反他们之间的保密协议，这个有条件开放的数据可能就会在全社会扩散，影响就会非常大。”李恩汉说，首席数据官制度落地之后，应当解决数据安全责任问题与数据的定向、分级开放问题。这些数据的开放和利用职责会归拢到专门机构，级别应该属于“一把手工程”，不再是像现在政数局与其他部门一样是平行机构的概念，从而更好推进数据的质量提升、高效利用与安全保障。

今年6月，江苏省工信厅发布关于在全省推行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的通知，要求在全省建立起一支核心数字化高级人才队伍，推行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并开展第一批企业CDO制度试点工作。

试点企业要求，在江苏省内注册，且近三年内未出现重大违法、违规及不良信用记录的独立法人单位。同时，企业重视数据管理工作，数字化基础较好、具有较大规模数据量，或数据服务业绩突出，在本地区有一定影响力。

同月，浙江省杭州市高新区（滨江）举行了首席数据官的授牌仪式，确定了58个部门的首席数据官及联络人名单，正式开放区数字资源商店的注册申请。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网民规模为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超过16亿；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规模达到39.2万亿元，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向经济观察报记者提供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荣休教授、数字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席董小英关于《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概念、职责与能力初探》文章提及，广东首创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政策已经出台，下一步政府层面要去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

董小英认为，在政府部门，很多信息化的工作，没有太多的专业背景，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对数据的管理，对信息的管理，比对人财物资的管理更加复杂，它的专业门槛是更高的，所以人还是推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