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人将房产遗赠外地女护工 空巢老人监护人难觅

“救命”的护工

凌家老爷子去世之后把房产留给了护工！这件事很快在街坊四邻里炸开了锅：老先生并不是没有亲属，为什么要把房产留给护工？

护工秀英在上海打工二十多年，凌老先生这份贵重的遗赠，让她终于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有了安稳的住所，但同时也为她招来了非议。

“人家唾沫星子就把你淹死！有人说，你跟老爷子有关系呀，没关系人家怎么会把房子给你呀？”护工秀英感到委屈，“别人说我是骗子，我说得清吗？说不清。”

秀英照顾了凌老先生8年，她和凌老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护工和雇主这么简单。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凌老先生的意定监护人。

凌老先生终生未婚，虽然有几位亲属，但平时很少来往。8年前，秀英成为了他的护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近年来，凌老先生做过几次大手术，手术过程中，家属签字的任务只能交给秀英。但秀英并不是凌老先生的法定监护人，没有签字的权力。

在旁人的建议下，凌老先生找到了一个好办法：指定秀英为自己的监护人，也就是“意定监护人”。

根据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进一步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通过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凌老先生可以指定没有血缘关系的秀英作为监护人。但是，意定监护在具体实践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凌老先生打听到，上海绝大多数意定监护公证都是在普陀公证处办理的，于是专程上门咨询。

普陀公证处的公证员李辰阳接待了凌老先生。李辰阳在意定监护公证方面颇有经验，在他看来，护工做监护人的情况比较少见。于是，他并没有马上为凌老先生和秀英办理意定监护手续，而是先去社区做了细致的走访。

“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个护工以往照顾老人都是尽心尽力的，口碑很好，没有虐待老人的记录，也没有刑事案件。”李辰阳介绍，“综合各方面的考虑，我们决定遵照老人的意愿，起草意定监护文书。”

李辰阳和秀英（化名）

2016年3月，护工秀英正式成为了凌老先生的监护人。在他们的公证书上，明确约定了秀英拥有凌老先生的医疗决定权。具体包括选择和决定救治的医院、治疗方案和药物类型，决定医疗费用的支出，签署医疗风险告知书，办理出入院手续等。

医疗决定事关生死，责任重大。秀英坦言，自己在公证书上签字时并没有犹豫。“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负什么责任。他非常善良，对我就像我爸爸一样，当时只希望能够帮他尽快好起来。”

有了监护人身份“保驾护航”，凌老先生的每项医疗决定，秀英都有权签字确认。3个多月前，88岁的凌老先生与世长辞，秀英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还为他操办了身后事。

“在这个案例中，护工可以说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监护人的职责，她得到了回报，但也承受了很多委屈。”李辰阳说，“意定监护人需要更多的社会理解和观念转变。”

他把银行卡和密码都交给邻居

在上海市长宁区一家护理院，李辰阳带我们拜访了78岁的钱申昌。老钱早年和妻子离婚，儿子一直跟随前妻生活，不与老钱来往。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老钱逐渐失去了自理能力，生活艰难。

在老钱最无助的时候，邻居钱凤梅伸出了援手。钱凤梅和钱申昌是30多年的老邻居，两家人经常相互照应。几年前，钱凤梅的丈夫病重，钱申昌时常帮钱凤梅一同照料。钱凤梅丈夫去世后，钱申昌也帮忙料理后事。这份人情，钱凤梅一直记在心里。

后来钱申昌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好几次发病时，都是钱凤梅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救治。钱凤梅还经常给老钱送饭，给予生活上的照料。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钱申昌想把房子卖掉，去养老院度过晚年。可是问题又来了：没有监护人签字，养老院不敢接受老钱。

在朋友建议下，钱申昌找到了公证员李辰阳，他希望让邻居钱凤梅做他的监护人，但钱凤梅的家人却不同意。

“我女儿说，你自己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哪有精力去照顾他？万一有麻烦怎么办？”钱凤梅说，“我考虑了一下，就把这件事回绝了。”

被钱凤梅拒绝之后，李辰阳又给她做了很多次工作，其实这并不是公证员职责范围内的事。“很多人愿意做照顾人，不愿意做监护人。”李辰阳说，“目前公证员有一个‘多余’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劝导有意向做监护人的人，鼓励他们放下顾虑，在法律文书上签字。”

今年4月，钱凤梅终于接受了李辰阳的建议，签字成为钱申昌的意定监护人，钱申昌也因此顺利入住养老院。

作为监护人，钱凤梅的一个重要职责是管账。由于钱申昌难以下床活动，他把银行卡和密码都交给了钱凤梅保管，日常开销由钱凤梅代为支取。有了监护人的法律身份，钱凤梅去银行取钱也不会受到工作人员质疑。

为了帮老钱管好“钱袋子”，钱凤梅记了厚厚一本帐，里面贴满了发票和收据，详细记录了钱申昌的每笔花销，每个月还会做一次总结。“我心里想总是要给他记个账。用了多少钱，我心里也得有个数。”钱凤梅说，“他退休工资不高的，也要帮他节约一点。”

钱申昌的日常生活事项都由钱凤梅代劳，但每一项重大决定都会事先征询老钱本人的意见。最近，钱申昌由于身体情况，从养老院转到了护理院，费用支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老钱卖房所得款由公证处代为监管，需要时由钱凤梅找公证处支取。在改变支付方式之前，钱凤梅和李辰阳一同来到护理院，和老钱当面确认。

“护理院的收费和养老院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是要变更划款的账号和收款人以及金额。钱凤梅每个月从你账户里面拿现金出来，支付到康复院，你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吧？”李辰阳询问。

“可以可以。”钱申昌点头认可，随后又签字确认。

在钱凤梅看来，监护人的“工作”并不轻松，事情又多又杂，压力也很大。去年夏天，她为了照顾老钱，天天往养老院跑。后来老钱状态明显好转了，钱凤梅自己却累得生病吊针。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姐姐妹妹都对她的监护工作非常支持，经常在她力不从心时过来帮忙。

在李辰阳的建议下，钱凤梅定期写监护报告，记录下监护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钱凤梅的姐姐钱凤娣擅长操作电脑，她帮妹妹把监护报告做成电子版，在微信上发给李辰阳，非常方便。

“监护报告内容主要是两部分。一个是监护人干了什么事情，也就是监护事务。第二个是监护事务所产生的费用，叫财务收支报告。”李辰阳介绍，“在监护人是非近亲属的情况下，交了这个监护报告，将来老人失能失智之后，其他法定监护人对老人指定的监护人提出挑战和质疑的时候，意定监护人也可以把报告拿出来，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

“空巢老人”众多 监护人难觅

从2015年开始，李辰阳就一直把意定监护作为自己工作和理论研究的重心，他在这个领域也越来越有发言权。三年间，前来咨询的有两百多人，已经办理的有一百八十多起。

李辰阳介绍，几年来，找他咨询意定监护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但很多老人都面临一个问题：监护人难找。

67岁的兰姐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兰姐的身世很坎坷，从小体弱多病，被父母交给外地的外婆抚养长大，因此她和其他兄弟姐妹感情很疏远。丈夫因病去世之后，兰姐孤身一人生活。

兰姐有严重的心脏疾病，医生建议她尽早进行手术，更换心脏瓣膜。但这场手术却一拖再拖，因为找不到监护人给她签字。

今年年初，兰姐在路边突发心脏病，幸亏抢救及时才挽回了性命。死里逃生后，兰姐迫切想找一个人，替自己签上这个“救命”的名字。她找过好几个关系亲近的朋友，也带他们去过公证处，但一直没人愿意在监护协议书上签字。

“他们平时都很关照我，但一听要在法律文书上签字，就犹豫了。”兰姐很无奈，“找监护人要两厢情愿，不能强人所难。”

李辰阳鼓励兰姐不要放弃，他建议兰姐把老同事杨先生作为第一“目标”，因为杨先生曾陪兰姐来过几次公证处。“他既然愿意到公证处来，说明他心动了，如果根本就不打算做，来都不来。”李辰阳分析。

2018年12月14日，兰姐带着杨先生和另一名好友再次来到公证处。李辰阳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向他们仔细解释监护人的重要性和所受到的法律保护。这次，杨先生终于放下顾虑，签字成为了兰姐的监护人。

“刚才我了解到，意定监护人是高于法定监护人的，这样我就不怕她的亲属来找麻烦了。这个公证既是保障她，也是保障我，所以顾虑就基本上没有了。”杨先生说，“这种方式确实好，万一我以后老无所依，希望也有这样一个人来帮助我。”

同时，兰姐的另一位朋友自愿担任监督人，如果监护人失职或不作为，监督人有权向公证处报告。

随着意定监护探索实践的不断深入，李辰阳越来越感受到这种监护方式的重要性。“现在很多老人说，我不怕死，但我怕痛苦地死去，我怕死在家里，几个星期之后当我的遗体都发臭了，别人才知道我去世，我不敢想象这样恐怖的画面。”李辰阳被这句话深深触动。

要破解监护人难找的局面，李辰阳认为，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完善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

“其实社会上热心的人非常多，但现他们可能会被一些不好的事件所影响，他说我可以做帮助他的人，但是你让我具有法定身份的监护人，我不敢落下这支笔，签上我的名。”李辰阳说，“因此我们要让他们放下担子，告诉他们权力在哪里，也同时告诉他们权力的限制在哪里，同时也要告诉他们怎样进行自我保护。”

李辰阳还建议，有办理意定公证需要的老人要趁自己尚未失能失智的时候及时办理，一旦身体或精神状况恶化、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就不再符合办理意定监护的法定条件。

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早、老龄化程度最深的超大城市。截至2017年底，上海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483.6万人，占户籍人口33.2%；其中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80.58万人，占比5.5%。为了让老年人晚年过得更有保障，意定监护的社会需求必然会越来越大。从立法保障到具体实施，并不会是“直通车”，来自于上海基层工作人员的这份探索，对于整个社会都有深远意义。

注：文中秀英、兰姐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