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同里原住民口述③｜大同里6号，九户合住一套洋房

岑培远：我小时候和隔壁8号的周惠临、周健临一起玩捉迷藏。他们家的院子很大，种了一棵很大的桑树，我们就经常爬到桑树上面采桑葚。我们三楼有一对姓王的兄弟，其中哥哥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但因为离异，所以一个人生活。当时正好要装管道煤气，每户要收一百多元的初装费，这个费用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所以他不太愿意装，难得有时会下楼来和我们邻居商量借用煤气烧菜。我还记得他自己在家里用电熨斗摊饼（当时家用电器种类也很少）。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不管从外型还是内部格局来讲，大同里6号和4号几乎一模一样。据居住在此的老居民说，当年某位大官在大同里建造了4号、6号两栋一模一样的房子，是为了留给两个儿子的。

【编者按】
岑培远：我小时候父母工作很忙，不太会把过多的时间放在我们身上，但父母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要求我们勤奋刻苦地学习。我因为是男孩子，所以在小学一开始读书时比较调皮，不过我们老师经常会跟我提起我姐姐的读书情况，以此来教育我，希望我以姐姐为榜样认真学习。后来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开始努力学习。中考时，我考取了五四中学，后来是五四中学66届初中毕业的。我姐姐是七一中学65届高中毕业，考取了同济大学地下建筑系。我觉得我们弄堂里整个文化氛围还是不错的。29号陈家祥是五四中学65届高中毕业，并且是学校里面的佼佼者。8号周健临是五四中学66届高中生，周惠临是五四中学68届高中生。整条弄堂里，和我们差不多年级的学生都能进入重点中学，这在当时也是比较不容易的。
1950年搬入大同里6号，至今仍居住在此的岑培远先生成了我们此次采访的对象。
采访时间：2014年5月31日

采访者：岑先生，请问你们小时候是如何接受教育的？
采访者：听说4号和6号是由原先汪伪政府的一位高官为他两个儿子建造的[注：根据从上海档案馆获取的资料：1946、1947年间及以前，西摩路（现陕西北路）535弄4号是温宗尧的长子温永则、长媳黄珮琚夫妇居住。6号也许是温宗尧的其他亲戚或另外的儿子居住，上海档案馆没有找到确切记录。]，所以这两栋房屋的外型和内部结构都是一样的，据说这家的后人曾经在十多年前回到过大同里。
岑培远：我们家是1950年初入住大同里6号底楼前厅的，当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抗战胜利后，我父亲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这家公司是专门对敌伪财产进行清理的。他的字写得很好。解放后，单位撤销了，懂外语的人进入外贸局，不懂外语的进入房地局，所以我父亲就被分到了房地局工作。大同里6号底层就是由房地局分配给我父亲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家刚搬来时，房间里有一套红木家具，我父亲就和单位说，希望由单位来取走，过了好几年才来搬走的。
逢年过节时，由于公用灶间很小，不能容纳七户人家同时使用，所以二楼的蒋阿姨就会非常热心地帮大家烧菜，过年时总是忙到深夜。大家还借石磨轮流使用。邻里之间关系非常融洽。

岑培远：十多年前有一位姓温的中年男子到6号来，正好碰到我。他对我说：他是6号原主人的后人，4号里住的也是他的一个亲戚。他的祖辈是给汪精卫办事的，他的父辈是为蒋经国先生办事的。大同里4号在民国时就被亲戚转卖了，6号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没收了。所以我们6号整栋三层楼的楼里居住着九户人家。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采访者：岑先生，请问你们家是何时入住大同里的？你在大同里住了那么多年，有什么往事是你一直铭记在心里的？
采访者：邵光远

但是抗战胜利之后，大同里6号就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充公，然后有好几家人家搬入居住。1949年以后，大同里6号同样由很多家人一起合住，最多时有九户人家同时合住。尽管没有确实的史料证据可供参考，但是大同里6号原本是温宗尧家族的可能性很大。
采访者：有没有关于你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邻里之间又有什么小故事？
受访者：岑培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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