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弄堂时光曲
时间：2018-11-04 18:26:20 来源：网络整理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家住在上海市区一条名叫三星坊的普通弄堂里，说是普通，因为广义上的上海弄堂是包括“里”“坊”“邨（村）”“园”四种。四者建筑格式不同，高下不可同日而语。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承载了历史，无声地存在着。谈到弄堂房子，自然联想到“石库门”，这石库门住房是建筑商揉和了中西建筑特色的产物，外仿西式“排联式”住宅，内部却是江南三合院的格局。原为当年逃避兵役，络绎来上海蛰居的人而设计，规模是一户一家，但囿于地价，只能具体而微。倒是那两扇乌漆大门，一对铜环门钹和花岗石的门槛、门框，多少还能撑出点石“箍”门的门面。然而进门，那小得可怜的天井，却全无大户人家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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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上海，弄堂阿婆和她的猫在石库门的灶台间享受午后时光。视觉中国 图
我家从“和村”迁居三星坊，又从三星坊搬进延安西路独幢洋房，再到泰安路“卫乐园”。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凡我住过的，能称得起正宗的上海普通弄堂，非三星坊莫属。
右支弄的南面是4号到18号的后门，4号冷家夫妇没有孩子，穿着考究，年青漂亮。他家客厅也特别光亮。大房东邹太太娘家姓冷，邹才康是他们的外甥。三星坊一共四个阳台伸向主弄，邹冷两家占一半。另外两个分属5号和20号。6号姓李，无锡人。李耀第和我同年入麦伦中学初一，同学加邻居，自然成为最要好的玩伴，他母亲常来我家，在天井里站着和我妈话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坟墩墩浪向格老小”。他母亲因心脏病猝逝。他父亲整天绷着脸，不和人来往。倒是耀第的外祖父平易近人，弄堂里遇见，我向他请安：“李家公公吃过饭没？”他总是回答“骗过哉。”为啥要说骗过，我纳闷。耀第还有一个姐姐，姐夫和耀第小叔全家搬进来都是后来几年的事。8号和我家对门，后门老是开着，房主姓王，和他的大、小舅子一起住，都以炒股票营生，都生女儿，三家一共六个，都是我妹妹的玩伴。10号淡忘了。14号一户人家自父亲失业后，家境日下，母亲原来精神就不正常，一家四口，弟兄两人，衣履不整，三餐不继，绰号“三只奶奶”的是阿哥，他身上多出一个乳头。我小学的国文老师教到一个成语是“家徒四壁”，就是他家客堂里的光景。16号也淡忘了。最末一家18号，天津人，姓苏。一袭长衫马甲包着个大肚子，做生意发了财，肚子越发大了。小脚太太走得慢，跟在后头，有个女儿不走在一起，倒是暴富后新娶的年青二房随着三人行。苏先生对外说是小脚太太的妹妹，我才不信呢。
三星坊和左邻福康里，马路对面的增祥里比，显得宽敞、干净。起初石库门里还是一户一家，不久，三星坊的二房东渐渐多起来。那就是把一部分房间租给被称为三房客的人家，原先三星坊的缔造者升格为大房东。我家在24号，二房东姓姜，浦东人。一家四口住楼上，男主人在浦东乡下当邮政局长。我家刚搬进去的那阵子，见到的只是房东太太和她的儿女，兄妹二人和她一样都是瘦高条、短下巴，满口浦东话。日军进租界首件事就是建立保甲制度，发市民证。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设甲长、保长，上面还有联保长。凡八岁以上儿童外出都必须携带市民证。领证必须本人亲往警察局办理。
注：咸水妹：晚清至民国间出现的寄居上海的广东妓女，专门接待洋人，也被称为海水妓女。一般认为是来源于生活在广东水上的蜒户。
2016年4月，上海杨浦区一户居民家中石库门阁楼屋顶。视觉中国 图
最早去的是大房东家，再后是贴邻的22号、26号以及28号，这几号都是一户一家。不懂为什么，上海人忌讳的数字13，偏被大房东选为门牌。13号宅院设在左支弄第三排，占13、15两个号院的位置。偌大院落除佣工外，就只有邹太太和她的独子邹才康。13号门庭冷落车马稀，倒是有一位神秘来客，隔三差五地来访，小白脸约莫二三十岁，油头粉面，每次来总见他右手提着一个长方形的皮质诊疗箱，左手撩起长衫疾步快行，一双皮鞋锃亮，像是去抢救病人，而且后门出进。啥人？我问过才康。“阿拉格家庭医生”。那么是中医还是西医呢？“勿晓得”。13号的乌漆大门很少开启，才康比我大五六岁，带我进去过。
大天井，大客厅，全套中式家具。墙上挂的书法条幅，看不懂写些什么。但看到一位不施粉黛的中年妇人独坐供桌旁，用哀怨的目光环扫四周，她就是大房东邹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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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解家，扬州人。客堂摆设和大房东差不多，多了些菩萨。也有一位妇人坐在客堂里，那是和我一般大的玩伴，解纪道的妈。一双尖锥形的小脚很抢眼，敷了厚粉的脸像扬上一层霜，整天捧着一把铜水烟壶。我好奇怎么会鼓捣出咕噜噜的响声。她一边吸，一边眯着眼问我话，细声细气，苏北腔。解纪道把我拉过去，看他家的厢房，布置得像佛堂。他指着桌上的玻璃盒，里面装着一只瓷鸭，鸭颈有一圈墨绿。悄声对我说：这也是菩萨，说罢，双手合十拜了拜。纪道的父亲解研馨，又老又瘦，是我们这片的甲长。一身长袍马挂，戴顶黑色碗形帽，走起来两肩一耸一耸，像具骷髅。有次他弯下身，黑眼珠透过厚镜片盯着我看，怪吓人的。纪道有三个姐姐，分称二、三、四姐。彼此脸都不像。大姐呢？我问，没回答。相同的是她们都有好嗓子，晚饭后那会儿，三姐妹合唱，高音尖亢，和着风琴声，整条支弄都听见。“四季歌”，“天边一颗星”，“夜来香”。把当时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唱个遍。
由于“里”一般建成年代较早，绝大多数是没有安装水厕的旧式住房，祖上传下来的马桶，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卫生用具，嫁妆里少不了它。新漆的马桶内塞满大枣、花生、桂圆，讨个早生贵子的好口彩。新娘过门后更是日日相伴。晚上拎一只出去，陈列在家门口，明天清早，推粪车的来，会挨家把粪尿倒进一部两轮车的大木柜里。硕大的木质车轮，外包铁皮，滚动时发声如雷，一路吆喝“倒马桶哦！”足可唤醒远近睡梦中人。粪车过后，未及装扮的主妇纷纷出来，随意拢住长发，挽起衣袖，用特制的长竹帚刷空桶，水盆放旁边，洗刷声夹杂叽里呱啦的喧嚷，组成了上海弄堂早晨一道风景。而“坊”虽同属石库门住宅，但空间较“里”大，且多了一个抽水马桶。更有一些“坊”，如淮海路上的淮海坊（旧名霞飞坊）兴建了煤气灶和包括浴盆在内的全套卫生设备，远离早晨刷马桶的声响，生活条件大为提高。但上班出门，在路边人行道上，还可见到零星空桶，斜靠墙脚，一直晾到中午。
再过去就是28号了，这里住着姓荆的大户，有十三个孩子，皆一母所出，三男十女。长子荆绍英，次子洪小英（过继给外婆家），三子荆再英，排行第十一。十个女儿从第三开始都称宝，但最小的妹妹没有听到过喊十三宝。绍英排行第八，比我大一岁，提起他，弄堂里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服贴的，因为没有一个打得过他。当时在弄堂里要称王，要服众，全凭打架功夫，但决不可用武器。功夫哪里来？还是那句老话：“将门出虎子”。绍英的父亲荆世英是戈登路巡捕房的高级警官。全弄堂的人都称他为督察长。督察长出入弄堂，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一身英式警服。荆世英和同是宁波人的太太鹣鲽情深，是弄堂里大家都称羡的一对恩爱夫妻。荆太太在弄堂遇到我妈时常会停步交谈，我一旁听到过的这句话，左右我一生，就是“事业一生，老婆一世”。可惜天道忌满，某日晚饭后，督察长突然中风倒地，送医不治。全家大小，哭声震天。从此这一大家子，由长女撑起，她非常能干，英语流利，同时兼了好几份工作，抚养全家，直到弟妹先后出道，终生未嫁。
但是“邨（村）”和“园”都已脱离了这种建筑样式，变化成多层有阳台的连幢房，里边通道宽敞，用水泥甚至柏油铺路。有些“邨（村）”还带有花园，隔开独幢西式洋房。如愚园路上的“和邨”、陕西路上的“陕南村”等。至于称到“园”则一定名符其实，如淮海路上的“上方花园”、泰安路上的“卫乐园”和新华路上著名的“外国弄堂”等等。这些弄堂住宅坐落在花木扶疏的林荫道旁，是具备欧陆各国不同风格的独立洋房，打蜡地板、落地钢窗，不在话下，就连厕所也是主仆分开，且构造各异。轿车司机，往往住在车库楼上。其气派较纽约的“Town house”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前述的普通弄堂，就只能是以“里”和“坊”为代表的带有石库门的弄堂房子了。
2016年4月，上海，早晨，坐在石库门前的上海男人，风雨无阻的开始准备一天菜肴。视觉中国 图
上海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住房拥挤不堪，石库门里早已不是一户一家。1942年，日军进租界的第二年，我八岁，随父母住进三星坊。它位于康脑脱路,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属公共租界。名作家穆木天说得贴切：“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面是一排排的房子。既是一排排的，每排相隔之间的通道，也叫弄堂”。这弄堂的大铁门就是城门了，门额横书三星坊，竖写民国二十三年。走进去是主弄，两边各有三排红砖两层楼，共向主弄突出四个阳台，那相隔的通道就成了左右延伸的支弄，左短右长。第一排迎马路，是店面，居民后门出入。第二排也是走后门，前门从来不开。第三排前后门都出进。后门有条小弄堂，隔着篱笆望得见后面一块百米见方的荒草地，原是东头豪宅的后园。主弄走到底是大房东的汽车间，灰板房，门上挂着一把大锈鎖，我见到开过一回，里边没有车。还有主弄的路灯和当年街上的一样。那大圆平板铁灯罩，背黑腹白，波浪皱褶，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这正是当下电视剧布景中不可疏忽的细节。
在我过往的岁月里，弄堂时光虽是一小段，但却是我的大半童年。弄堂年月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鲜活的。
这排房子的12号是我儿时记忆里最多彩的，12号人家很多，单说楼上前后厢房的租客梁先生，广东人，大家背地里叫他梁旮里，三十多岁，一家七口。前厢房住着一位少妇，全弄堂都晓得的咸水妹（文后注）。和他的两个杂夹种（沪语，混血儿）孩子，十岁的女儿蓓蒂和八岁的儿子吉美，都管梁旮里叫uncle（娘舅），后厢房的梁太太，舞女出身，身材窈窕，脸上有几颗黑痣，三十岁左右，也有一子一女。六岁的毛弟，两手都长六个指头，瘦小。妹妹五岁叫囡囡，和梁旮里不亲密。我从未听到他们喊爸爸。梁旮里很帅，高鼻梁上架着一副浅棕色墨镜，出入驾辆哈雷摩托，这款车型大。声响大，很拉风。他养着两个女人，四个小孩，活得很轻松。不知道他干什么行当。弄堂小孩喊外号，不外是大人教的，小屁孩懂什么咸水妹。我眼里的咸水妹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小个子女人，会说上海话、广东话、普通话，当然还会说英语。她听到小孩喊咸水妹时，不愠不火，坦然自若，至于蓓蒂和吉美在孩子们眼里是有区别的，没人敢对蓓蒂喊杂夹种。
二姐娴静，二十出头，我常见她穿件紧身旗袍出入弄堂。三姐和善，四姐刁钻。有阵子不见三姐，问纪道说去了北方，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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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上海，弄堂阿婆和她的猫在石库门的灶台间享受午后时光。视觉中国 图
我家从“和村”迁居三星坊，又从三星坊搬进延安西路独幢洋房，再到泰安路“卫乐园”。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凡我住过的，能称得起正宗的上海普通弄堂，非三星坊莫属。
右支弄的南面是4号到18号的后门，4号冷家夫妇没有孩子，穿着考究，年青漂亮。他家客厅也特别光亮。大房东邹太太娘家姓冷，邹才康是他们的外甥。三星坊一共四个阳台伸向主弄，邹冷两家占一半。另外两个分属5号和20号。6号姓李，无锡人。李耀第和我同年入麦伦中学初一，同学加邻居，自然成为最要好的玩伴，他母亲常来我家，在天井里站着和我妈话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坟墩墩浪向格老小”。他母亲因心脏病猝逝。他父亲整天绷着脸，不和人来往。倒是耀第的外祖父平易近人，弄堂里遇见，我向他请安：“李家公公吃过饭没？”他总是回答“骗过哉。”为啥要说骗过，我纳闷。耀第还有一个姐姐，姐夫和耀第小叔全家搬进来都是后来几年的事。8号和我家对门，后门老是开着，房主姓王，和他的大、小舅子一起住，都以炒股票营生，都生女儿，三家一共六个，都是我妹妹的玩伴。10号淡忘了。14号一户人家自父亲失业后，家境日下，母亲原来精神就不正常，一家四口，弟兄两人，衣履不整，三餐不继，绰号“三只奶奶”的是阿哥，他身上多出一个乳头。我小学的国文老师教到一个成语是“家徒四壁”，就是他家客堂里的光景。16号也淡忘了。最末一家18号，天津人，姓苏。一袭长衫马甲包着个大肚子，做生意发了财，肚子越发大了。小脚太太走得慢，跟在后头，有个女儿不走在一起，倒是暴富后新娶的年青二房随着三人行。苏先生对外说是小脚太太的妹妹，我才不信呢。
三星坊和左邻福康里，马路对面的增祥里比，显得宽敞、干净。起初石库门里还是一户一家，不久，三星坊的二房东渐渐多起来。那就是把一部分房间租给被称为三房客的人家，原先三星坊的缔造者升格为大房东。我家在24号，二房东姓姜，浦东人。一家四口住楼上，男主人在浦东乡下当邮政局长。我家刚搬进去的那阵子，见到的只是房东太太和她的儿女，兄妹二人和她一样都是瘦高条、短下巴，满口浦东话。日军进租界首件事就是建立保甲制度，发市民证。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设甲长、保长，上面还有联保长。凡八岁以上儿童外出都必须携带市民证。领证必须本人亲往警察局办理。
注：咸水妹：晚清至民国间出现的寄居上海的广东妓女，专门接待洋人，也被称为海水妓女。一般认为是来源于生活在广东水上的蜒户。
2016年4月，上海杨浦区一户居民家中石库门阁楼屋顶。视觉中国 图
最早去的是大房东家，再后是贴邻的22号、26号以及28号，这几号都是一户一家。不懂为什么，上海人忌讳的数字13，偏被大房东选为门牌。13号宅院设在左支弄第三排，占13、15两个号院的位置。偌大院落除佣工外，就只有邹太太和她的独子邹才康。13号门庭冷落车马稀，倒是有一位神秘来客，隔三差五地来访，小白脸约莫二三十岁，油头粉面，每次来总见他右手提着一个长方形的皮质诊疗箱，左手撩起长衫疾步快行，一双皮鞋锃亮，像是去抢救病人，而且后门出进。啥人？我问过才康。“阿拉格家庭医生”。那么是中医还是西医呢？“勿晓得”。13号的乌漆大门很少开启，才康比我大五六岁，带我进去过。
文｜蔚蓝
大天井，大客厅，全套中式家具。墙上挂的书法条幅，看不懂写些什么。但看到一位不施粉黛的中年妇人独坐供桌旁，用哀怨的目光环扫四周，她就是大房东邹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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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号，解家，扬州人。客堂摆设和大房东差不多，多了些菩萨。也有一位妇人坐在客堂里，那是和我一般大的玩伴，解纪道的妈。一双尖锥形的小脚很抢眼，敷了厚粉的脸像扬上一层霜，整天捧着一把铜水烟壶。我好奇怎么会鼓捣出咕噜噜的响声。她一边吸，一边眯着眼问我话，细声细气，苏北腔。解纪道把我拉过去，看他家的厢房，布置得像佛堂。他指着桌上的玻璃盒，里面装着一只瓷鸭，鸭颈有一圈墨绿。悄声对我说：这也是菩萨，说罢，双手合十拜了拜。纪道的父亲解研馨，又老又瘦，是我们这片的甲长。一身长袍马挂，戴顶黑色碗形帽，走起来两肩一耸一耸，像具骷髅。有次他弯下身，黑眼珠透过厚镜片盯着我看，怪吓人的。纪道有三个姐姐，分称二、三、四姐。彼此脸都不像。大姐呢？我问，没回答。相同的是她们都有好嗓子，晚饭后那会儿，三姐妹合唱，高音尖亢，和着风琴声，整条支弄都听见。“四季歌”，“天边一颗星”，“夜来香”。把当时所有的流行歌曲都唱个遍。
由于“里”一般建成年代较早，绝大多数是没有安装水厕的旧式住房，祖上传下来的马桶，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卫生用具，嫁妆里少不了它。新漆的马桶内塞满大枣、花生、桂圆，讨个早生贵子的好口彩。新娘过门后更是日日相伴。晚上拎一只出去，陈列在家门口，明天清早，推粪车的来，会挨家把粪尿倒进一部两轮车的大木柜里。硕大的木质车轮，外包铁皮，滚动时发声如雷，一路吆喝“倒马桶哦！”足可唤醒远近睡梦中人。粪车过后，未及装扮的主妇纷纷出来，随意拢住长发，挽起衣袖，用特制的长竹帚刷空桶，水盆放旁边，洗刷声夹杂叽里呱啦的喧嚷，组成了上海弄堂早晨一道风景。而“坊”虽同属石库门住宅，但空间较“里”大，且多了一个抽水马桶。更有一些“坊”，如淮海路上的淮海坊（旧名霞飞坊）兴建了煤气灶和包括浴盆在内的全套卫生设备，远离早晨刷马桶的声响，生活条件大为提高。但上班出门，在路边人行道上，还可见到零星空桶，斜靠墙脚，一直晾到中午。
再过去就是28号了，这里住着姓荆的大户，有十三个孩子，皆一母所出，三男十女。长子荆绍英，次子洪小英（过继给外婆家），三子荆再英，排行第十一。十个女儿从第三开始都称宝，但最小的妹妹没有听到过喊十三宝。绍英排行第八，比我大一岁，提起他，弄堂里的小孩子没有一个不服贴的，因为没有一个打得过他。当时在弄堂里要称王，要服众，全凭打架功夫，但决不可用武器。功夫哪里来？还是那句老话：“将门出虎子”。绍英的父亲荆世英是戈登路巡捕房的高级警官。全弄堂的人都称他为督察长。督察长出入弄堂，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一身英式警服。荆世英和同是宁波人的太太鹣鲽情深，是弄堂里大家都称羡的一对恩爱夫妻。荆太太在弄堂遇到我妈时常会停步交谈，我一旁听到过的这句话，左右我一生，就是“事业一生，老婆一世”。可惜天道忌满，某日晚饭后，督察长突然中风倒地，送医不治。全家大小，哭声震天。从此这一大家子，由长女撑起，她非常能干，英语流利，同时兼了好几份工作，抚养全家，直到弟妹先后出道，终生未嫁。
但是“邨（村）”和“园”都已脱离了这种建筑样式，变化成多层有阳台的连幢房，里边通道宽敞，用水泥甚至柏油铺路。有些“邨（村）”还带有花园，隔开独幢西式洋房。如愚园路上的“和邨”、陕西路上的“陕南村”等。至于称到“园”则一定名符其实，如淮海路上的“上方花园”、泰安路上的“卫乐园”和新华路上著名的“外国弄堂”等等。这些弄堂住宅坐落在花木扶疏的林荫道旁，是具备欧陆各国不同风格的独立洋房，打蜡地板、落地钢窗，不在话下，就连厕所也是主仆分开，且构造各异。轿车司机，往往住在车库楼上。其气派较纽约的“Town house”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前述的普通弄堂，就只能是以“里”和“坊”为代表的带有石库门的弄堂房子了。
2016年4月，上海，早晨，坐在石库门前的上海男人，风雨无阻的开始准备一天菜肴。视觉中国 图
上海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住房拥挤不堪，石库门里早已不是一户一家。1942年，日军进租界的第二年，我八岁，随父母住进三星坊。它位于康脑脱路,离戈登路巡捕房很近，属公共租界。名作家穆木天说得贴切：“弄堂是四四方方的一座城，里面是一排排的房子。既是一排排的，每排相隔之间的通道，也叫弄堂”。这弄堂的大铁门就是城门了，门额横书三星坊，竖写民国二十三年。走进去是主弄，两边各有三排红砖两层楼，共向主弄突出四个阳台，那相隔的通道就成了左右延伸的支弄，左短右长。第一排迎马路，是店面，居民后门出入。第二排也是走后门，前门从来不开。第三排前后门都出进。后门有条小弄堂，隔着篱笆望得见后面一块百米见方的荒草地，原是东头豪宅的后园。主弄走到底是大房东的汽车间，灰板房，门上挂着一把大锈鎖，我见到开过一回，里边没有车。还有主弄的路灯和当年街上的一样。那大圆平板铁灯罩，背黑腹白，波浪皱褶，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这正是当下电视剧布景中不可疏忽的细节。
在我过往的岁月里，弄堂时光虽是一小段，但却是我的大半童年。弄堂年月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鲜活的。
这排房子的12号是我儿时记忆里最多彩的，12号人家很多，单说楼上前后厢房的租客梁先生，广东人，大家背地里叫他梁旮里，三十多岁，一家七口。前厢房住着一位少妇，全弄堂都晓得的咸水妹（文后注）。和他的两个杂夹种（沪语，混血儿）孩子，十岁的女儿蓓蒂和八岁的儿子吉美，都管梁旮里叫uncle（娘舅），后厢房的梁太太，舞女出身，身材窈窕，脸上有几颗黑痣，三十岁左右，也有一子一女。六岁的毛弟，两手都长六个指头，瘦小。妹妹五岁叫囡囡，和梁旮里不亲密。我从未听到他们喊爸爸。梁旮里很帅，高鼻梁上架着一副浅棕色墨镜，出入驾辆哈雷摩托，这款车型大。声响大，很拉风。他养着两个女人，四个小孩，活得很轻松。不知道他干什么行当。弄堂小孩喊外号，不外是大人教的，小屁孩懂什么咸水妹。我眼里的咸水妹是一位很有气质的小个子女人，会说上海话、广东话、普通话，当然还会说英语。她听到小孩喊咸水妹时，不愠不火，坦然自若，至于蓓蒂和吉美在孩子们眼里是有区别的，没人敢对蓓蒂喊杂夹种。
二姐娴静，二十出头，我常见她穿件紧身旗袍出入弄堂。三姐和善，四姐刁钻。有阵子不见三姐，问纪道说去了北方，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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